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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零供述”证据下贩卖毒品犯罪 的认定及被告人否认主观“明知” 是毒品而运输,如何认定其主观明知

李某某、何某某贩卖毒品、蔡某某运输毒品、杨某某非法持有毒品一案

发布时间:2016-10-24 10:28:00


【基本案情】

2011年被告人李某某在湖北省武汉市与艾某某(另案处理)相识。20133月初,李某某为贩卖冰毒,在哈尔滨市通过电话联系艾某某向其购买毒品,双方商定由李某某向艾某某购买220克冰毒,并由艾某某负责将冰毒运送至哈尔滨市。同年3月4日,被告人何某某(系艾某某的男友)在湖北省武汉市将220克冰毒藏在点心盒中,后交给被告人蔡某某,让蔡某某将冰毒运送至哈尔滨市并承诺事后给蔡某某5000元钱。随后,蔡某某乘火车于同年36日将冰毒运送至哈尔滨市,依照约定在哈尔滨市肿瘤医院附近将冰毒交给李某某,李某某支付给蔡某某1000元好处费。当日李某某通过电话联系到被告人杨某某,询问杨某某是否要购买冰毒,二人约定在哈尔滨市新中新附近见面,见面后因价格问题约定晚上再行商议,后二人各自离开。公安机关于201336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将被告人李某某、蔡某某、杨某某抓获,后公安机关在被告人李某某住处缴获大量冰毒,经鉴定重量218.91克,在杨某某住处缴获冰毒17.04克,从中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后于201331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将被告人何某某抓获。

【案件焦点】

1、被告人何某某、李某某、杨某某是否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

2、被告人蔡某某是否知道运输的物品是毒品。

【法院裁判要旨】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某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其贩卖毒品的重量为218.91克;被告人李某某为了贩卖而购买毒品,重量为218.91克,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蔡某某明知是毒品而运输,运输毒品的重量为218.91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某某曾因犯罪被判处过刑罚,不思悔改。又非法持有毒品17.04克,已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拟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何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被告人李某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三、被告人蔡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四、被告人杨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检察院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诉称:被告人杨某某贩卖毒品事实未予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故提起抗诉。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原审被告人何某某、李某某犯贩卖毒品罪、蔡某某犯运输毒品罪,杨某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因无充分证据证明杨某某向马某、韩某贩卖毒品,故公诉机关指控杨某某犯贩卖毒品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应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毒品犯罪对社会危害性极大,我国一直都着力打击此类犯罪,但是随着媒体信息的快速传播,毒品犯罪的犯罪分子日益狡猾,其反侦察的能力不断增加,给打击此类犯罪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尤其是贩卖、运输毒品罪,由于此类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除现场抓获外,被告人多数是“零口供”或是当庭翻供的情况,此时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就要综合案件的全部证据,对于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进行分析,获取有效证据,分析是否可以成立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证据确实、充分。

(一)被告人“零口供”证据下,贩卖毒品犯罪的认定。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某某、杨某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二被告人均对此指控均是“零口供”,法官依据证据规制,对全部证据审核后,认为被告人何某某的指控证据确实充分,应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罪,而对于被告人杨某某的指控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本案中,被告人何某某归案后,虽一再辩解没有贩卖毒品,但综合全案证据能够证明该辩解不能成立。主要根据是:第一,同案被告人蔡某某在侦查机关的全部供述均称“艾艾”的男友何某某交给其两个点心盒子,里面应该是冰毒,让其送到哈尔滨,并且何某某还承诺给蔡某某5000元钱。对此,何某某辩称其交给蔡某某的是点心,但何某某花费高额报酬让蔡某某往哈尔滨运送两盒点心,不符合生活常规,因为正常运送两盒点心完全可以采用邮寄或托运的方式,其费用远远低于何某某承诺支付给蔡某某的报酬。并且蔡某某辨认出何某某是其上线,“艾艾”的男友,姓何的男子。第二,同案被告人李某某供述向“艾艾”购买毒品的时间与汇款金额与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何某某持有的建设银行卡中的交易记录相互吻合。何某某辩称是“艾艾”让其取款,自己不知是什么钱,但是本案证据证实何某某从建设银行卡中取款的数额与李某某供述的给“艾艾”汇的购买毒品款项基本相同。且被告人李某某供述:其最后一次给艾某某汇钱是将钱打到一个姓何男子的账号上,其和武汉的一个姓何男子通过电话,而何某某让蔡某某将东西交给哈尔滨市的李某某,可以证实何某某应对自己所收的款项性质有所认知。综上,蔡某某的供述直接证实被告人何某某的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而其他间接证明可以印证蔡某某的供述,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被告人何某某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

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杨某某贩卖毒品犯罪,则因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存在瑕疵,证据不足,而不能予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向马某贩卖20次毒品,每次0.3克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只提供购买毒品人员马某及被告人杨某某的妻子刘某的证言予以证实。证人刘某在侦查机关有两份证言,第一份在201336日在平房区友协派出所提供证言证实杨某某在2012年向马某贩卖过56次冰毒,具体交易情节不知道。第二份证言是在20131013日在平房区新疆派出所提供证言,对第一次证言内容予以否认,并称在2011年患过精神分裂症。刘某作为本案指控杨某某向马某贩卖毒品的重要证人,其证言前后矛盾,并且刘某在第二次作证时明确告知侦查机关其系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杨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证人刘某患有精神疾病,其证言不能采信,且提供了刘某的病历证实刘某在2011819日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门诊诊断为幻觉妄想症,入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入院治疗,入院检查存在幻听、关系妄想,被害妄想、紧张、恐惧不安、无自知力等症状。2011911日刘某出院,出院医嘱未写明刘某治愈,要求继续用药治疗并建议每月复诊一次,并要求家属看护好患者。对于刘某病历的真实性公诉机关没有提出异议。并且自刘某提出患有精神分裂症后,侦查机关从未给刘某做过精神状况的司法鉴定,故无法证实刘某在作证时精神意识是清晰的,且刘某是于20118月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马某证实是从2011年夏天开始在杨某某处购买毒品,这段时间正是刘某确诊后,无法证实刘某在这一时间段内能正常认知。合议庭认为,刘某作证时认知能力存在缺陷,证人主体资格不适格,其证言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向购买毒品人员才进贩卖3次毒品,每次0.3克的犯罪事实,仅有韩某的证言证实,系孤证,不具有排他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予以佐证。综上,合议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杨某某贩卖毒品的证据仅有单一的证人证言能够证实,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公诉机关指控杨某某贩卖毒品的时间不明确,犯罪地点模糊,案件涉及的毒品数量、价格、毒品的包装以及交易过程的重要犯罪细节都没有体现。合议庭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某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不清,能证明杨某某犯罪事实的仅有单一的吸毒人员证言,缺少其他证据佐证,证据不足,故对公诉机关指控杨某某贩卖毒品罪不予支持。

(二)被告人翻供后如何认定其购买毒品的目的是用于贩卖。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1条规定:“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贩卖的目的是区分贩卖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关键,在审判实务中,对主观事实的认定一直是一个难题,而绝大多数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对自己的真实意图予以隐瞒和否认。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只能通过刑事推定的方法来认定行为人的贩卖目的,但是这并不是主观的有罪推定,也不是法官的主观臆断,而是要求法官脱离单纯依靠被告人的供述认定犯罪事实,而要严格依据证据规则,对全案的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后,根据行为人购买毒品的事实、有无贩毒前科、整个犯罪细节等证据论证其贩卖的目的。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提出购买毒品是为了自己吸食,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但是其购买毒品的数量明显超过自己吸食的数量,并且李某某2013年36日、37日以及43日的供述均供认曾向他人贩卖过毒品,此次在收到毒品后随即联系了买家也证实李某某从“艾艾”处购买毒品也是为了贩卖,经卷宗证据证实李某某联系的买家是“平房区驾驶黑色速腾车”的男子,使用的手机号码为1234,后经查证该男子就是同案被告人杨某某。作出此认定的理由为(1)李某某和杨某某间的通话记录。在201336日上午8:39、10:0410:2310:32李某某持有的4567手机号曾四次呼叫杨某某号手机,并且有过通话记录,证实在36日这两个电话有过多次的通话记录,这与李某某在第一次供述中称36日联系过“平房区开黑色速腾车”的买家的供述相印证;同时杨某某的供述中称在36日与其通话的4567手机号是“张三”所有,后经查证该手机号码为李某某所有,并且李某某也证实该号码仅为其个人使用,别人没有使用,能够证实在36日四次呼叫杨某某1234号手机的人就是李某某。(2)同案被告人蔡某某证实在201336日上午8点左右将冰毒交给的李某某,而于当日839分至1032分间,李某某的手机号码四次呼叫杨某某的手机,李某某收到毒品的时间恰与其供述的联系平房区买家的时间以及杨某某供述“张三”联系其购买毒品的时间基本一致。(3)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称其联系的买家是平房区开黑色速腾车的人,杨某某经证实居住在平房区,驾驶的是黑色速腾车,并且在36日曾去过南岗区哈达附近与“张三”见面,这与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所称的买家细节基本一致,同时杨某某拒绝辨认李某某,并称不认识李某某,但是杨某某却与李某某有过四次通话记录,这与杨某某的供述存在矛盾,证实杨某某和李某某间存在彼此隐瞒犯罪事实的意图。虽然李某某否认了犯罪事实,但是本案没有证据证实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下,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有罪供述有相关的间接证据予以印证,应予以采信。因此,根据本案证据能够认定李某某购买毒品是为了贩卖的事实。

(三)被告人到案后否认明知是毒品而运输的,如何认定其主观明知。

运输毒品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是毒品而运输,否则不构成本罪。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到案后常常否认明知所运输的物品是毒品。在此情况下,判断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就成为定案的关键,对此不能仅凭被告人辩解,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了可以推定被告人主观明知的七种具体情形。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规范司法操作,2008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列举了九种可推定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具体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本案被告人蔡某某庭审过程中提出不知道运输的是毒品,其以为送的是点心的辩称,但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可以推定其主观上系明知。首先,被告人蔡某某在侦查机关一直供认是何某某将毒品交给其让运送至哈尔滨,交给同案被告人李某某并承诺事后给5000元,并且供认李某某称呼其“眼镜”。蔡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前后一致,没有矛盾,且本案没有证据证实侦查机关非法取证,所以蔡某某在侦查机关的有罪供述予以采信。其次,同案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第一、二次供述称2013年36日,“艾艾”派“眼镜”乘火车来哈尔滨市,在肿瘤医院取的货,取了四包半,大概有220克重,其给送货人1000元辛苦费。李某某供述对蔡某某的称呼与蔡某某自己的供述一致。第三,被告人蔡某某称何某某承诺事后向其支付5000元的报酬,并且李某某在收到蔡某某运输的物品后也向其支付1000元辛苦费,如果仅让其给他人送两盒点心,却支付高额的报酬,这明显违背正常人的生活常识,且这符合《大连会议纪要》中“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情形。在此种高报酬运输物品的情况下,蔡某某应该对其所要运送物品的内容有所认知。综上,虽然蔡某某当庭辩称不知道其运输的是毒品,称运输的是点心,但蔡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及同案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能够证实蔡某某知晓自己运输的物品是冰毒的事实。

文章出处:刑事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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